刘元春：短期内不存在加息基础 地产调控应有保有压

2017年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年、攻坚年。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预计今年GDP增速为6.5%，CPI增速为2.1%。他认为，今年宏观调控将更重防风险。在此背景下，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内涵或发生改变。短期来看，我国不存在直接或整体加息的基础，但可通过其他货币政策工具达到间接加息效果。

刘元春强调，随着经济增长方式逐步转型，房地产对投资拉动的作用越来越小，房地产投资高增速时代已过去。2017年是房地产居住功能“回归年”，接下来的房地产调控并不是简单地收紧，而应有保有压：对于投机炒房行为应坚决遏制，对于刚需则应予以满足和保障。

需警惕债务周期风险

中国证券报：在今年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哪些风险最需警惕?

刘元春：目前，我国的总债务率水平和市场信心均处于“临界点”，需警惕由此引发中国真正意义的经济危机。根据BIS(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数据，从非金融部门债务率来看，目前，我国的总债务率水平(254.9%)已远远高于墨西哥比索危机前的债务率水平(77.7%)和泰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前的债务率水平(188.8%)，略高于美国金融危机前的债务率水平(238.5%)，并接近西班牙金融与经济危机前的债务率水平(262.1%)。而如果从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率看，我国的企业部门债务率水平已超上述国家发生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前企业部门债务率水平。简单测算，预计2017年债务规模至少接近210万亿元，债务率将进一步攀升至277%。

这是因为目前“债务-投资”驱动模式仍是稳增长的主要方式。货币以银行信贷为主的债务形式投放给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以此开展由政府推出的大量以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为主的投资项目，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资产泡沫、企业债务高企和债务率攀升等问题;僵尸企业迟迟不能出清，更多受制于债务结构中国有企业占比较高，且能利用其隐形担保获取更多信贷资源的不断滚动。如果将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进一步细化，则可发现债务分配明显向国有企业倾斜，债务风险高度集中。2008年以来，虽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却在不断提高，尤其是在房地产、煤炭、钢铁、有色等过剩行业领域。非金融企业部门较高的债务率会使债务违约风险不断增加，为偿还债务，企业会面临出售资产情况。当大量企业面临此情况时会造成资产价格大幅下降，从而加剧市场动荡，情形严重时会导致资产价格崩溃，即引发“明斯基时刻”。且企业之间还存在联合担保或相互担保情况，当担保链某一环节出现问题时，整个担保链上的企业风险均会上升，严重时会加剧整个行业风险，并向银行转移。随着风险在银行体系中不断积聚，银行资产质量将不断恶化，会加强全球投资者对我国经济下行的预期，从而导致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并使存款刚性支付缺口问题凸显，进而引发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支付风险向金融风险的转变，加剧经济系统的脆弱性。

从目前情况看，高债务带来的高风险已成为经济稳定的巨大威胁。从世界经济发展史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经验看，尽管每次危机爆发都会对经济产生巨大冲击，但其也是资源错配深刻调整的过程。目前，我国具有发生危机的潜在隐患，虽然以中国当前的经济实力，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承受债务危机的能力，但预期和信心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不可控，中国仍需防范债务危机引发的灾难性冲击。

综上所述，在中短期影响经济增长的众多周期性因素中，债务周期是影响我国经济是否发生危机或继续恶化的重要力量。当前，信用违约频发、泡沫聚集乃至引发系统性风险概率上升，债务风险则是经济运行中需密切关注的重中之重。随着对目前过高债务率和严重超警戒线企业债务率的高度重视，政府已采取一系列举措来化解。预计2017年总体债务规模、债务率和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规模及债务率将持续上升，但增速将会有所放缓。

中国证券报：应该如何有效化解债务风险?

刘元春：首先，通过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逐步化解高杠杆(分母的作用)的同时，控制债务规模过度上涨。也就是说，把改革与调控的落脚点切实放在投资收益预期逆 转上。一方面，引导投资结构继续向民生、基础设施、薄弱环节等方面倾斜;另一方面，寻求投资与消费的结合点，积极鼓励投资民生工程，在改善民生的同时，刺激相关产业等消费支出，扩大消费需求。其次，有必要持续推进债务分类甄别工作，完善国家及各级主体资产负债表。目前针对地方融资平台、城投类及国企债务清理、甄别分类工作方面进展缓慢，需进一步明确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和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规模。第三，建议进一步分类处理地方性政府债务等，短期缓释债务风险。应考虑由中央财政发挥更大作用，通过发行国债注资企业部门，比如对于一些盈利能力不强、财务指标差的公司，可注入优质资产和优质项目等。在兼顾行业发展可持续性和系统重要性的前提下，让企业部门杠杆转移到政府部门，尤其是中央政府。第四，通过大腾挪实现债务转移。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部门适当加杠杆，避免债务收缩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居民部门适当加杠杆，可通过购买企业股权或通过金融产品创新，购买企业部门未来可形成稳现金流的资产执行票据、收益链接票据等。最后，适时运用债转股工具，缓释短期债务风险。随着债转股政策落实，后续还需进一步完善股权退出机制，为银行日后转让相关资产建立相关的制度条件。